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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書識禮的小村莊
很小的時候（1970年代），我就發現我們村莊與其它村莊村風不同：長者們多有儒雅之氣，甚至有君子之風，年輕人因為受到嚴格的家教，所以沒有蠻野不肖之徒。
被劃為富農的查爺家裡有一木箱子舊書，但無人舉報，查姓民兵營長有時拿著一本正體豎排的古書在村頭吟誦，完全是古代私塾老師傳授的那種吟唱方式，也沒有人覺得他思想反動，現在回想起來有點天方夜譚的感覺。
儘管歷經文化大革命，但知書達禮、儒雅親善仍然是村莊長者們對人良好品格要求的標準，懂禮貌也是家長對孩子們的第一要求，這些當然來自儒家傳統。
大概在1974年前後，我清楚的記得村莊的幾位長老在公堂廳裡開一個小會，因為外地同族幾位老人要來到我們村莊走訪，這在文革之前可能是常有的互訪，同宗同族之間會為祭祖或族譜之類的事宜交流，但文革之時破四舊不僅許多族譜被焚毀，宗族祠堂也被充公，同族的老人們在時政稍微寬鬆的時候，開始走動互訪。這樣，得到口信的本村老人們就坐在一起商量如何接待，我現在還能記得的一個細節：見面如何問對方年齡，是直接問您老高壽？還是問：您老年庚幾何？我回家問父親才知道年庚就是年齡的意思。
這樣的細節我至今記得，因為這個細節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意味更為深長。禮尚，意味著尊重，而民間社會互相尊重，是親和良善社會的根本，在這個意義上，『禮之用，和為貴，先王之道斯為美』，就能理解通透了。
秀才與儒醫影響了村莊
村莊的良善禮尚之風，可以上溯到曾祖父時代。
晚清之時（1880 年代），查姓曾祖父輩，出了一位著名的儒醫，而吳家曾祖父卻是一位秀才，是他們影響著一個村莊的風氣。
記得年少時的每年春節前，父親帶我去祭祖上香，也會到曾祖父的墳前祭獻，父親說曾祖父叫吳德康，是晚清秀才，受人尊敬，但到了祖父之時就成了亂世，家道中衰，所以劃分家庭成份，就成了貧農。
藏書甚多的查爺家是儒醫的後代，這位儒醫聲名遠揚，他行醫有一個習慣，看病之後，立即決定是不是進行開藥治療，如果覺得自已無法治愈，就不收費也不接手，一旦接手，必然治愈。這位儒醫與我的曾祖父同年考秀才，曾祖父成為庠生，他轉而學習醫術，吳家成了並不富有的秀才之家，但查家成了比較富有的儒醫之門。
儒生與儒醫一樣受到社會的尊敬，他們因為同年考試，又是同村，所以關系親密，而這也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的後人，儒醫家富，中共建政後劃為富農，所謂富，也只是比貧農多了幾畝田產，如同現在城市人一家住了四室一廳，一家住二室一廳，共產黨劃分階級成份，住四室的成了富農，二室的成了貧農，目的是剝奪地主富農土地財富，並制造階級鬥爭。
共產黨的理念中，親不親，階級分，但村莊人的觀念中，人只分好人與壞人，分知書識禮的人與無禮無知的人。村莊人們之間的親情與世交，更是超越一切。遠親不如近鄰，村莊是一個生活共同體，朝代會更替，皇帝會老死，但村莊卻永遠綿延，人們在一起分享著生活的喜怒哀樂，共同感受生活生產的點點滴滴。
儘管秀才在全國數量並不小，但具體到一個縣一個村莊，它的數量比現在的博士或教授的量還是小得多，當然仁心妙手的儒醫更是影響一方人的病治甚至起死回生，因為他們受到廣泛的尊重，所以耳濡目染、言傳身教而影響到他們的子孫，從晚清到民國，民間風氣與禮俗基本沒有異變，女性小足變大腳，各種跪拜禮節被簡化，但基本禮節、人情世故、鄉村規約、家教族規，基本沒有變化。
去過日本臺灣韓國的人們，總是感嘆那兒保存了傳統中華文明的禮尚，特別是臺灣民間的那種親切感，人與人之間的親和友善，隨處可以感受得到，其實這種友善親切在我們從前的村莊也是日常。
在村莊裡反思科舉制度
一個秀才、一個儒醫，影響了一個村莊的風氣。沒有考取秀才的人，用儒家仁義道德來行醫，他的德性在學習過程中受到儒家經典熏陶，與一個行醫謀生致富的人，不可同日而語（日本古代的醫生多稱儒醫），而在安徽南方的徽州，許多商人賈而好儒，成為儒商，也影響著整個南方的經濟社會。
儒家沒有西方的傳教方式，道德精神的傳播隋唐之後主要通過科舉制度得以弘揚，儒家倫理是普世道德原則，維繫社會道義，科舉則為底層社會創造了上升的渠道，當人們普遍對儒家經典閱讀學習時，它使整個國家社會成為學習型社會，無數耕讀世家隨之出現，它激發出數以百萬計的民間讀書人，不僅中原地區，甚至包括韓國、越南、日本、臺灣整個東亞圈。
在知識即道德、道德即知識的農業文明時代，科舉使民間社會有了希望，精英們也有了參政議政的機會。由童生到秀才，由舉人到進士，如果一心仕途與功名，當然壓力巨大，如果從容耕讀、進可為仕退而為鄉村士紳、為儒醫、為儒商、為私塾先生，是不是一種優雅而高尚的生活方式？
